1952年5月，華東紡織工業(yè)管理局未經請示，擅自決定將紡織廠的生產勞動時間由每日兩班制改為三班制，即每班由10~12小時改為每班8小時。由于未經仔細謀劃即倉促實施，結果造成生產工作混亂。中央發(fā)現后通報批評，并派錢之光到上海協助華東局處理善后工作。當時我在華東紡織管理局局長室任秘書，負責接待并隨同錢老活動。在錢老返京前夕，他問我愿意不愿意到北京工作，我表示服從組織分配。不久，收到調令，要我到紡織工業(yè)部報到。
　　
　　到紡織工業(yè)部后，我先后在部長室、研究室、計劃組工作，崗位和工作雖幾經變動，但一直接受錢老交待的相關調研課題，直到1976年10月去上海，先后在錢老身邊工作20多年。長期的共同工作，使我多角度地了解到錢老忠誠為黨、事業(yè)為重的光輝一生。他對黨忠誠、一心為國的革命情操，艱苦奮斗和開拓創(chuàng)業(yè)精神，一貫的實事求是作風，務實而從不張揚的品格，待人寬厚、清正廉明等高風亮節(jié)，使我終身受教。毛主席曾經指出，講中國近代工業(yè)、紡織業(yè)不能忘記張騫。我想，依據同樣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講中國現代紡織工業(yè)，更不能忘記錢之光。這是歷史的定位。
　　
　　在錢之光前半生的革命生涯中，每當中央面臨重大歷史關頭，需要直接謀劃經濟和物資來源，以及相關政治活動時，他都是臨危受命，在周恩來、朱德、董必武、林伯渠等同志的直接領導下，從事公開與秘密相結合的重要工作，而且都能圓滿完成任務。
　　
　　新中國成立之初，百廢俱興，黨和政府面臨的最大任務就是安定民生，恢復和發(fā)展生產，并設法積累資金，建設新中國。周恩來同志安排錢之光主持紡織工業(yè)部工作，可謂知人善任。當年紡織工業(yè)是國家最大的支柱產業(yè)，產值占全國工業(yè)總產值的30%。陳云在國務院會議上講過：“國家用一塊錢收購棉花，紡成紗，織成布，就可賣四塊錢，如果用來生產針織品，回籠的鈔票就更多。”陳云的講話，對紡織工業(yè)在積累資金、供應市場和安排勞動就業(yè)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作了極為生動的說明。
　　
　　錢之光不負重托，主持紡織工業(yè)工作32年，用不到兩代人的時間，就把一個半殖民地的紡織工業(yè)改造發(fā)展成世界第一紡織大國，實現了中國人民豐衣足食的千年夢想。中國史學界公認，漢武、開元、康乾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的三大盛世，而其中又以開元盛世最為富足。即使如此，開元之后不久的乾元初年，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仍在他的著名《石壕吏》中寫道：“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生動刻畫了勞動人民衣不蔽體的悲慘狀況。此后的歷朝歷代，都沒有解決這個涉及億萬人民的衣食大計。
　　
　　中國共產黨執(zhí)政以后，始終關注民生，不斷改善人民生活。現在中國的紡織服裝已出口到世界上17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貿易額占到全球紡織品貿易總量的32%，成了名副其實的“衣被天下”。這一切都來源于新中國發(fā)達的紡織工業(yè)，來源于錢之光同志帶領一代又一代紡織人的辛勤工作和巨大奉獻，歷史應當銘記這一切。
　　
　　在錢老主持新中國紡織工業(yè)近三分之一個世紀中，始終堅持自力更生方針，包括扭轉了多年依賴美國棉花和進口成套設備、長期受制于人的困局，同時又關注世界潮流，審時度勢，及時學習和引進外國先進技術和設備，大力推進中國紡織工業(yè)現代化；既重視傳統的發(fā)展模式，大力發(fā)展以天然纖維為原料的各類傳統紡織業(yè)，支援農業(yè)生產和農村經濟，又十分重視科技進步，用工業(yè)化方法解決天然原料短缺的問題，集中力量發(fā)展化學纖維；既重視國內市場，又適時調整經營方針和生產理念，發(fā)展對外經貿合作，特別是對西方發(fā)達國家出口各類紡織品，以及用成套紡織印染設備支援廣大發(fā)展中國家，幫助發(fā)展中國家振興民族經濟；既重視國家任務，注意積累資金，支援重工業(yè)發(fā)展，又關心廣大人民的切身衣著需要，堅持生產物美價廉的紡織品，讓勞動人民買得起、穿得上；既重視生產建設中的物質條件改善，又重視人的因素；多方培養(yǎng)人才，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注意保護工程技術人員，堅持不懈地開展學習先進模范人物的活動。所有這些，都是錢老留給我們的寶貴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