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不久前，包括方丹紅在內的幾位輕紡城市場經營戶，經營多年的20多種花樣被人登記，這些經營戶也轉眼成為被告。在經營者看來，這是一起司空見慣的訴訟。然而，原被告雙方罕見的對抗氣氛，卻不由得激發人們追問：到底誰才是真正的權利人？這一追問，幾乎道出了近幾年輕紡城所有花樣版權糾紛中的困惑。
　　
　　然而，一個現實尷尬是：原被告雙方可能都不是真正權利人，而部分真正的權利人卻并不在乎自己的這一權利。因為這一點，大量權屬不明的花樣在輕紡城流通，形成法律明文保護的“灰色地帶”，這些花樣也成為經營戶們的“定時炸彈”。在輕紡城內，讓方丹紅類似的遭遇不再重演，也就成了當務之急。
　　
　　A困惑
　　
　　有多少“花樣”游離在“灰色地帶”？
　　
　　“中國輕紡城市場上到底有多少種花樣在流通？”
　　
　　談到這個問題，即便是相當熟悉業務的紹興縣工商局輕紡城分局副局長丁黎明，也坦承“說不出來”。這不單單是丁黎明的困惑，如今的輕紡城，相信任何一個人都沒法將流通其間的花樣種類報出一個確切數字來。
　　
　　去年，紹興市中級人民法院的一份法律文書披露，目前中國輕紡城市場上出現的花型圖案起碼在10萬種以上。然而，這也僅僅只是個概數。
　　
　　為什么輕紡城流通的花樣無法統計？原因正在于大量的花樣沒有登記在冊。那么，在整個輕紡城這類未登記的花樣又有多少？
　　
　　丁黎明告訴記者，2000到2008年間，整個中國輕紡城登記的花樣不足1000種。自2008年中國輕紡城花樣登記管理保護辦公室（俗稱“花樣辦”）成立以來，從這里登記出去的花樣大約有1.6萬個，僅僅去年，就登記了4800多個，而去年全省花樣登記的種類也才1萬個左右。“從這個辦公室登記出來的花樣版權，就占了全省的半壁江山。”
　　
　　若以整個輕紡城花樣有10萬種以上論，目前未經過“花樣辦”這個主要登記窗口登記的花樣所占比重已在80%以上，即便排除在其他口子登記的花樣，輕紡城未登記花樣的數量比例也是相當驚人的。
　　
　　那么，這部分未登記的花樣處于一種什么狀態？
　　
　　從記者調查的情況看，這些花樣主要分為三類：一類是原創者雖未登記但已在QQ空間上予以發布作為原創證據；第二類是原創者仍放在自己的花樣庫，出于保密尚未登記也未在空間或其他網站上傳；第三類是市場經營戶通稱的“公版”，也就是在市場上流行多年，早已找不到“主人”，大家都在用的那些花樣。
　　
　　在這三類花樣中，第三類花樣處境可以說最為尷尬。這些權屬不明的花樣往往游離在法律明文保護之外的“灰色地帶”，它們的權利歸屬問題平常從未進入人們的視野，一旦發生版權糾紛，要界定它們的權利歸屬往往成為棘手的難題。
　　
　　B尷尬
　　
　　真正的權利人并不在乎自己的權利
　　
　　權屬不明的花樣糾紛一旦走上法庭，對當事人和法院來說，都是一種尷尬：因為追問到最后，原被告雙方可能都不是真正的權利人，而真正的權利人又不會主動現身。
　　
　　紹興縣人民法院民三庭的一份調研報告顯示，這些年來，該庭受理的花樣版權糾紛案中，被告人對于原告的起訴，內心大多是不信服的。被告中絕大多數的理由，就是認為原告也并非權利人，因而無權主張權利。
　　
　　這些抗辯理由也是各種各樣。有的被告認為自己經營的花樣是“公版”，幾年前就流行；有的認為雙方都是抄襲國外或外地；有的直接指稱原告沒有創作能力；有的被告宣稱自己在原告注冊前就已經進行了版權登記。然而，一個奇怪的現象是，持這些抗辯理由的被告幾乎都無法證明自己是原創人。也就是說，真正的權利人可能另有其人。
　　
　　對于這種現象，輕紡城北市場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經營戶解釋說，這其實是多年形成的一種“潛規則”。“雖然市場上流通的很多花樣都不是經營戶創作的，但大家都在使用，而且用了很久，早就把它當成公共的東西，如果有人將這個花樣做了登記說是自己的，無疑是破壞‘潛規則’，犯了眾怒。在大家看來，這種行為就是‘缺德’的。”
　　
　　另一方面，有人正是看到了市場流通的花樣權屬不明，通過種種方式將不屬于自己原創的花樣登記在自己名下，繼而向法院起訴索賠，并把這當成職業。這種帶“惡意”的“搶先登記”，更是令市場經營戶深惡痛絕。一位經營戶直言不諱地告訴記者，“一個花樣索賠3萬元，打一次官司，涉及到幾十個花樣，如果原告勝訴馬上就發財了，比我們辛辛苦苦一年賺的都多。”
　　
　　一邊是牟利訴訟，一邊又無力提供反證，審理這類案件，法院也是如坐針氈。
　　
　　紹興縣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長陳偉告訴記者，版權登記證書確實并非權利證書，但裁判者在無法確定創作人的情況下，只能根據優勢證據原則，將作品最先持有人推定為創作人。因此，搶先登記、惡意登記往往有證據效力，客觀事實與法律事實之間常有差距，如果被告不拿出反證，往往就要遭遇敗訴風險。對法院來說，勝訴的原告只是推定的權利人，如果真正的權利人過后主張權利，法院就可能承擔判錯案的風險。這也正是陳偉的憂慮所在。
　　
　　正因為如此，民三庭在輕紡城內開設了一個“涉訴花樣公示欄”，這一方面是對真正權利人的保護，其實何嘗不是對法院自身的保護。陳偉也一直主張，最重要的是，真正原創作者應該及時主張權利，這樣，整個輕紡城花樣版權保護也才更加順暢。
　　
　　C追問
　　
　　輕紡城成千上萬的“花樣”都從哪來？
　　
　　但是，那些真正的原創者又在哪里？
　　
　　從記者大量走訪市場經營戶的實際情況看，這些花樣，只有少部分是經營戶們原創或者通過正規途徑購買。除此之外，相當大一部分都是被他們視為“公版”的花樣。而這些所謂“公版”也并非沒有真正權利人，它們往往是從大企業里流出來的。大企業研發能力強，花樣更新換代快，一個花樣往往做一單生意也就不要了，而這正好流入市場為大家“公用”。
　　
　　這種情況的發生，尤其以“四大花王”及一些大型的印花企業最為明顯。
　　
　　浙江紅綠藍紡織印染有限公司（簡稱“紅綠藍”）副總經理黃新明告訴記者，到目前為止，公司設計的花樣達2萬只，但是，真正登記的只有1300多只。“一般來說，市場銷售好的，我們才會去登記，沒有登記的花樣，我們一般上傳在自己QQ空間上。”對于大量棄之不用的花樣流入市場成為“公版”，黃新明表示也很清楚，但他們根本無暇顧及。
　　
　　那么，這種流入市場成為“公版”的花樣又有多少？
　　
　　丁黎明給記者提供了一個數字：目前，輕紡城市場上的經營戶有2萬多家，最保守估計，有花樣設計研發能力的至少有500家。另外，輕紡城還有107家專門從事花樣設計的公司。也就是說，如果這些企業每年都有一部分花樣流入市場，那么日積月累，整個市場上的“公版”花樣也就隨處可見。這些看似權屬不清的花樣，也最易發生版權糾紛。
　　
　　處于“灰色地帶”的花樣，還有一個重要來源，就是令人深惡痛絕的仿冒。
　　
　　在中國輕紡城，一直存在著這樣一個現象：有些公司開發了一個新花型，盡管還處在試樣階段，但市面上卻已有人掛出了該款產品。究其原因，加工企業和內部員工成為泄露產品核心信息的“源頭”。正是因為這一點，黃新明說，“紅綠藍”每個月在精工大廈展示中心展出的花樣，一定要將最好的保留不拿出來，否則馬上就會被仿冒。
　　
　　遭遇被仿冒，浙江益眾紡織服飾有限公司（簡稱“益眾”）就是一個生動的例子。
　　
　　據“益眾”負責人沈建華介紹，他曾雇傭過一個員工，對方干了沒幾個月就“跳槽”了。沒幾天，沈建華便發現市場上有家門市部在賣跟他一模一樣的花樣，以至于有些客戶還以為他開了新店。后來，他才知道，這家門市部老板正是那個員工的舅舅。那名員工來公司工作的真正目的，是來獲取“益眾”的樣品及客戶資源等信息。
　　
　　D途徑
　　
　　兩種嘗試：“公益花樣庫”和“畫稿交易會”
　　
　　在業內人士看來，在大量來源不明的花樣充斥輕紡城的現狀下，方丹紅等幾名經營戶所經營的花樣被人搶先登記并被起訴，已是一個極普遍現象。它表面上是“廣東登記浙江不登記”的問題，但實質上卻是“無主”花樣如何確權的難題。
　　
　　記者從紹興縣人民法院了解到的最新情況是，方丹紅被訴一案中，雙方都不愿意調解。這一案例已經證明，在花樣權屬不明的情況下，搶先登記帶來的往往是原被告雙方的劇烈對抗。這是真正權利人不積極主張權利所帶來的后患，如果這些花樣的權屬始終得不到明確，這種后患也將一直存在。
　　
　　然而，更大的難題是，如何讓這些處于“灰色地帶”的花樣權屬變得明晰？
　　
　　紹興縣人民法院民三庭副庭長李籽蘇在深入調研后發現，輕紡城部分市場主體沒有花樣來源，或者承擔不起花樣版權購買成本，如不抄襲，將喪失從事輕紡貿易謀生的手段，其對司法導向的責難，裁判者更是難以應對。若真的加大司法打擊力度，遏制該部分市場主體的侵權，很可能將該類市場主體擠出市場，引發一時期內市場經營戶數量的下滑。
　　
　　在這一現實情況下，紹興縣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長陳偉主張從該類市場主體利益出發，建議司法協同行政機關、商會等行業組織，鼓勵民間力量建立公益性的花樣庫，收集市場上的通用花樣在地方市場進行公示，或者建議大企業捐贈自己研發而又決定不用的花樣，使輕紡城大部分中小市場主體有花樣可免費選擇。
　　
　　在陳偉看來，這種形式既鼓勵了花樣創新，又不絕現行大部分市場主體的生存之路。在中國輕紡城特定市場內，法院可以像認定QQ空間、搜狐、新浪等知名大型網絡服務商一樣，認定該公益性花樣庫花樣來源可作為被告免責事由的初步證據。
　　
　　其實，行政機關也有類似的思路。
　　
　　輕紡城工商分局副局長丁黎明就告訴記者，他們也在設想通過畫稿交易會的形式，為經營戶與花樣創作者搭起一個平臺，讓他們雙方通過買賣或者其他方式達成花樣使用協議，如果這種機制能推廣開來深入人心，輕紡城的花樣權屬也就能更加清晰，花樣版權糾紛也有望大幅減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