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品牌來說，上面這些只是第一關。
　　
　　好萊塢電影工業有嚴密的推進流程，一兩年后推出的電影，往往現在就要敲定非常具體的植入方案。
　　
　　然而，和一些國際品牌不同的是，出于研發能力限制或公司內部研發與市場業務的脫節，很多中國品牌并不知道一兩年后要推出什么產品。
　　
　　這也是一個讓梁啟春苦惱的問題。“消費電子領域更新換代快，很多產品幾個月就更新了，很難預判兩年后的市場熱點，但和好萊塢電影公司的合同，簽了就沒法隨意更改，不像在國內作影視植入，新品隨時拿過去都行。”他感嘆道，只能是把這個作為促使公司更前瞻性思考未來產品的一個動力。
　　
　　“品牌至少要有清晰的未來2-5年市場規劃，才適宜考慮植入好萊塢大片。”李穎表示。
　　
　　在聯想集團副總裁魏江雷看來，一家企業、一個品牌“不可能靠一部電影出名”，品牌形象的建立是一個長期積累的過程。事實上，這也是一些國際品牌和好萊塢電影公司保持長期合作的原因所在。
　　
　　而對于很多還處于成長期的中國公司，自身情況的波動，往往會限制其形成穩定的長期戰略。
　　
　　森馬是繼美邦植入《變形金剛3》之后第二家植入好萊塢大片的中國公司，兩年前，他們在《鋼鐵俠2》里為鋼鐵俠和黑寡婦提供了賽車服和夜行衣。但森馬品牌傳播部張曙對南方周末記者說，目前公司正在調整定位，要調整成什么樣還不得而知，所以未來是否還考慮植入好萊塢大片“就很難說了”。公司財報顯示，森馬2012年一季度的營收和利潤均出現了大幅下滑。
　　
　　東西方思維需磨合
　　
　　在接受采訪時，幾乎所有品牌企業和代理公司都感嘆了和好萊塢電影之間思維磨合的困難。
　　
　　李穎舉了一個例子，中國公司往往按照國內拍攝廣告片和植入影視劇的操作經驗，往往會先提出一些很具體的要求，比如品牌Logo出現多少秒、有多大鏡頭、演員怎么說臺詞，但在好萊塢，這個品牌如何植入，往往服從于導演和制作團隊從故事情節里產生出的創意，植入首先得切合情節的需要。
　　
　　“雙方的思維方式，在起點就不一樣，我們和每一個品牌客戶溝通，都是從這個難題開始。我們必須舉例說服品牌，先放棄你們這些具體的要求，只有在這一點上達成共識才能往下走。”李穎說。
　　
　　梁啟春承認，TCL也經歷過這個改變“認識”的轉變。現在他已可以和記者侃侃而談，“大家看電影不是看你的Logo，而是通過劇情認識你的產品性能。”
　　
　　對于品牌需求和劇情創意之間的分歧，THA執行副總裁KathyFindling說，在好萊塢，導演是boss，是主要決定者。
　　
　　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這些品牌在植入國內的影視劇時往往有較強的話語權和控制欲。
　　
　　一個典型的案例是電影《西風烈》里，警察追兇時，突然拉肚子，然后給手上某瀉藥品牌一個特寫。電影放映后導演高群書曾無奈地對媒體表示，“很雷人，但不得不妥協。”
　　
　　好萊塢的不妥協目的是為確保電影質量。這對起步探索的中國品牌來說，植入看起來像是一場神秘的“賭博”。
　　
　　有時候你會覺得自己“賺大了”。美邦在植入《變形金剛3》時，他們本來只是讓男主角穿一次他們的T恤，結果不僅這段戲在電影開篇持續了長達五分鐘，而且主演拉博夫在公司送去的一堆T恤里，一眼挑中了其中唯一印有品牌Logo的那一件。
　　
　　而伊利的運氣就沒那么好，他們希望讓大黃蜂喝牛奶。影工場總裁劉思汝回憶說，導演覺得“不管在現實世界還是科幻世界這都不符合邏輯”，所以沒有可能，而且因為伊利沒有在美國銷售，最后安排由一個華裔演員來喝牛奶。
　　
　　不僅如此，這個長相滑稽的華裔演員喝著伊利舒化奶，嘴里咕嚕咕嚕發出很大的響聲，念叨著“Shuhuamilk”的情節，放映時引得觀眾一陣捧腹。
　　
　　從品牌營銷的角度，這個案例在中國引起很大爭論，在質疑的人看來，這是一種品牌形象的負面演繹，而贊同的人則認為這是一種美國式的幽默。
　　
　　“但大多數中國品牌，都還處在需要正面形象來建立美譽度的階段，他們對任何負面表達都特別緊張，可是好萊塢導演不知道他們究竟有什么好擔心的。”李穎說。
　　
　　“好萊塢的邏輯，娛樂營銷就是要吸引眼球，要讓人記住，所以會有一些搞笑、夸張的表現手法。”王一飛說，但中國品牌不能接受，只能盡量溝通，實在不行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