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國內外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全球一體化發展的融合度越來越高，我國紡織服裝業不可回避地也進入到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發展時期。然而，綜觀目前“走出去”的企業及其“走進”的效果，不管是到東南亞地區的，還是到歐美區域的，多多少少都帶有“非主動”的成分，而在這一前提下，原本期許頗高的“走出去”行為受到了一定限制。如在利用資源方面，很多企業還多只限于利用廉價勞動力、便宜的原料等，而更高層次的市場優勢資源基本沒有涉足到，而對所在區域市場的發展趨勢、文化風俗、法律法規等關乎企業長遠發展決策要素的把握大多不足。把這一現象定義為“非成熟型的‘走出去’”.當然，這也是我國紡織服裝業不同發展階段決定的，目前的“走出去”還處于初級發展階段。
　　
　　有資料顯示，很多服裝企業到東南亞辦廠的最初動因，并不是真正把握了國際紡織產業有節奏轉移的脈絡，挖掘到當地資源對自身發展最有利的一面，而更多是在下游采購商的利益驅動或脅迫下，為了保有訂單、維護住老客戶的“趨從”行為。他們除對最直觀的人力、原料情況了解外，對于構成和影響所在區域市場發展趨勢的隱形市場動因極度缺乏了解，所以，一旦某一隱形動因發力，企業便會處于措手不及的境地。
　　
　　其實，在國內很多實踐也表明了這點。前些年，很多蘇南企業“傷心地折戟蘇北”,原因很簡單，就是更多只看到了蘇北很多地方政府招商引資口號中金閃閃的廉價土地和人工。“關門打狗”讓這些企業吃透了不了解蘇北人文的苦。目前，隨著國內經濟格局的變化，各級政府對產業轉移認識的提高，各地企業對承接產業轉移的理性化，這些現象逐漸消失了。目前我國紡織服裝企業“走出去”貌似正處于初級時期。
　　
　　如何做到主動、有序、成熟的“走出去”?
　　
　　最近，通過一個國內企業考察團帶回來的信息，對美國南卡羅來納州的投資情況作了分析。該州緯度位置大致與我國浙江省相同，是美國人均勞動效率最高的一個區域。近年來，這一地區已從以紡織業為主的經濟轉化為一個多樣化的工業體系，正成為商務投資的一塊熱土。
　　
　　當地每個工人年成本折合人民幣約20萬元，每度電成本折合人民幣為0.3元，以上兩項成本價格在國內分別是5萬元和0.7元，單純對比以上兩項指標的成本，同等規模的棉紡織企業到那里投資辦廠是不劃算的，但是，對比國內外的棉價差，計算賬目總和就超級劃算了。以公司每年耗用棉花15萬噸計算，國內平均每噸棉價要高于國外5000元左右，單棉花原材料一項就省下7.5億元，十分可觀。同時，該州對新建和擴建的企業給予很廣泛的州和地方的銷售稅減免優惠。
　　
　　所以，國內具備條件的棉紡企業“轉移”到這樣的區域是有一定發展前途的，因為該地支持轉移的支撐因素較多，企業發展的可持續性也將有所保證。隨著貿易壁壘等要素制約，土地、勞動力、資源等要素成本上升，企業到發達地區辦廠可以有效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實現在資源、技術、品牌、市場、競爭力等方面的壯大和改善。
　　
　　另外，成熟還表現在對舊有發展模式的創新上，對市場要素進行重新的排列組合。很多企業到東南亞辦廠，更多仍是制造業的一個轉移，簡單地說是多了一個工廠。“走出去”戰略的終極目標是在對產業鏈的優化前提下達到產業轉型升級的目標。在“走出去”的過程中升級自身，提高工人勞動效率和企業效益，而不是低水平的再重復。所以，并購重組成為很多企業提升發展的一個重要渠道。如山東如意集團基于產業鏈整合的跨國并購案--收購日本Renown,堪稱中日企業合作史上的里程碑案例；天虹集團的海外投資腳步遍布東南亞、中東和南美，已經形成新的產業聚集。這些都具有積極的借鑒意義。
　　
　　再者，在融入國際紡織產業格局調整的過程中，有意走出去的企業必須充分主動調查研究，在了解相關環境政策的基礎上，積極穩妥地“走出去”,并依據當地情況靈活的以多種形式在海外建立研究中心、營銷網絡、生產加工基地、原料基地等，來實現生產要素的全球化優化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