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成功企業傳承、融合、創造的管理實踐中，在繼承管理傳統和吸收現代管理科學，已經初步顯現出某種具有“中國企業管理模式”的創新特征。這種管理模式創新可初步概括為“中體西用”，即在中國人組織管理中通行的目標整合、制度規范的內在邏輯支配下，包含了部分相容的西方現代管理體系和方法，體現了至今仍有現實價值的中國傳統觀念和意義的管理類型。
　　

　　“中體”之所在
　　
　　“中體”意指組織管理的社會側面，即管理中支配思維方式、價值導向和人際關系通行規則的部分。在組織管理中，“中體”的具體體現主要如下。
　　（1）以組織長久生存為基本目標，綜合內外技術、經濟、社會要求，利用當時環境提供的時空限度和可能，謀求組織發展的環境應對方式。這與西方相互對立、制約的環境下，追求職能性、功利性目標，遵循“叢林法則”的發展方式形成鮮明對比。
　　（2）綜合平衡、全局為重。形成以社會政治側面統領全局，首先關注全局的穩定，在平衡各方力量、穩定全局基礎上求發展的整體管理風格。不是以單一的、職能性的功利性目標為主。
　　（3）以“求同存異”、“中庸和合”方式對待和解決分歧與問題的管理風格，而不是“明辨是非對錯”，矛盾對立中壓倒或戰勝對方的競爭法則。
　　（4）依靠身份、背景、淵源、家國情懷、情義，依照“情、理、法”邏輯維持的人際關系格局。這與西方工具理性，“法、理、情”邏輯大異其趣。
　　（5）道德規范、職能操守、信仰追求集于一身的個體塑造—激勵方式。這與西方個人生活、職業操守、宗教約束各自分立的空間又有所不同。
　　（6）以“執經達權”、“通權達變”方式應對和適應變化的動態管理風格。如此等等。
　　
　　“西用”的空間
　　
　　“西用”意指組織管理中技術側面、經濟側面的必然性、法則和提高效率效用的有效手段。工業化和資本主義進程使得“西用”意義上的科學方法獲得充分發展，成為市場機制中運行規則和企業組織的基本目標，甚至成為最重要的價值。總體看來，“西用”是一套反映技術必然性和資本邏輯，以提高效率、增加效用為功能，服務于“叢林法則”下擴張和征服目標的形式化規則體系和科學方法體系。
　　
　　目前階段，中國企業管理中“西用”實際發揮作用的范圍和程度，因企業類型和發展階段不同而存在很大差異。以基本完成現代企業制度改革、發展到一定規模、成為行業領先者的大中型國有企業和發展到一定規模的民營企業為例，“西用”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1）在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內，建立在遵循資本邏輯基礎上的現代公司治理結構與中國政治、行政、經濟體制約束雙重制約下的企業基本制度安排。這種企業制度，與西方自由經濟體制下的企業制度在合法性制約的方式和資本邏輯制約的程度上，都有很大差異。（2）企業發展中在不違背中國“合法性”約束的前提下，對市場環境中有限的資本規則、競爭邏輯的遵從和熟練運用，其程度與西方發達國家不可同日而語。（3）在生產作業流程和技術、信息化系統和技術、物流供應鏈技術、資金管理和資本運作邏輯、營銷組織與技術等反映技術必然性和效率效用法則的組織管理理性側面，除了背后的驅使力量與西方企業有所不同以外，方法手段本身沒有大的差別。（4）反映組織管理社會側面一般性內容的制度規范的形式化應用，如“官僚制”運用本身。（5）一定程度上的就業制度、職業規范、人力資源管理等方面的“西用”。如此等等。
　　
　　“中體西用”，即中國式管理，實質上是體現中國精神和意義指向的，采用具有相容性的現代西方管理體系和方法，以中國人組織中通行的社會性目標整合和制度約束機制實現管理的組織管理類型。其中，“西用”的內容有不同程度的應用，原因在于其背后的目標和意義指向與“中體”的相容性。有些目前階段不相容或部分相容的組成部分，在實際應用中就會受約束或大打折扣。如有關個體自由獨立，有關效用、效率邏輯的作用程度等。未來“西用”作用空間能在多大程度上擴充，不取決于手段方法本身，而取決于“中體”中能夠吸收和包容多少“西用”背后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