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在重慶召開了全國紡織產業轉移交流會。紡織行業產業轉移幾年來取得的成績大家有目共睹，但是筆者認為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重要問題需要警惕。
　　
　　2010年，工信部制定出臺了《關于推進紡織產業轉移的指導意見》，2012年初發布的《紡織工業“十二五”發展規劃》也對紡織業空間布局優化作了專門論述。這些政策措施勢必會對我國紡織業空間布局調整產生重要影響。但是，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紡織業空間布局調整是政府引導，市場主導的經濟過程，調整的方向、規模都最終取決于企業。在未來我國紡織業空間布局調整的過程中，筆者認為，應該讓市場機制發揮主導作用。
　　
　　紡織業空間布局歸根結底取決于需求和供給兩大因素。新中國成立之前，受水資源、人口分布和農業纖維生產的綜合影響，我國紡織業的空間布局主要在東部地區，尤以江浙為主。建國以后，紡織業既受到發展路徑的依賴，也充滿了新的技術和產業變革，產業布局主要是受到經濟、乃至政治等非自然因素的影響。總體來看，新中國成立后的30年，我國紡織業仍然以東部沿海為主要基地，但在“大分散、小集中”的導向下，其他地區也形成了一定數量的紡織業基地。改革開放對紡織業發展產生了根本性影響。在國家鼓勵東部地區率先發展的大戰略下，民營經濟發展和承接海外轉移等多項因素推動了東部沿海地區的紡織業快速發展。當前東部地區的紡織業產值約占全國的80%左右，并且形成了眾多的產業集聚區。
　　
　　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初開始，在產能過剩和東部地區要素成本上升的背景下，國家決定實施“東錠西移”戰略。上海和新疆是最有代表性的轉出和轉入地，據統計，在國家計劃安排下，上海棉紗錠從原有的250萬錠壓縮到70萬錠，55萬業內員工精簡到5萬多，全國共有60萬錠生產能力向新疆轉移。“東錠西移”戰略看似符合產業發展演進規律，然而，現實卻對其作出了不一樣的評價。“東錠西移”10年之后，2005年上海市將紡織業列為重點發展的都市產業主要代表，并將金山區打造成為紡織工業區，著力吸引國內外資本；作為主要承接地的新疆，由于在技術設備，人才儲備等方面沒有相應的配套，產業規模效應不高，即使有國家的優惠政策，很多企業仍然沒有效益。這種政府主導下暴風疾雨式的產業轉移過程，由于缺乏有效的市場機制推動，事實上并沒有帶來我國紡織業空間布局的優化。
　　
　　當前，在國家政策的引導下，一些東部沿海省份地方政府也試圖去推動本地紡織企業遷出，部分中西部地方政府也積極承接紡織企業轉入。但是，根據實地調查，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重要問題需要警惕。
　　
　　在東部地區實施“騰籠換鳥”的產業升級策略過程中，部分地方政府主觀上認為紡織業就是需要被換出去的“鳥”，對紡織企業“關上用地閘門”，這不僅是對產業升級內涵理解的重大偏差，也明顯有違市場公平，是地方政府變相主導產業轉移的一種手段。另外，一些地方政府和企業無視市場規律，一方為了短期政績，一方為了獲得零地價、無息貸款、免稅等好處，悄然將不符合發展規律的產業引進落地，最終是“招得來，留不住”，并對其他成長型企業發展帶來了沖擊。
　　
　　在新一輪紡織業轉移過程中，我們必須時刻警惕這些錯誤的做法，讓市場機制發揮主導作用。紡織業產業鏈條相對較長，部分環節對資源條件要求較高。只有在綜合考慮需求因素和供給因素、尤其是潛在市場和產業配套之后，當運營的綜合成本大于收入時，企業才有意愿從本地遷出。新一輪紡織業的空間布局調整將是一個較為漫長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