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三角被大橋通道緊密拉“平”

　　“同城效應”傳遞深度整合沖擊波

　　從最早的南京長江大橋算起，江蘇境內的長江大橋迄今已有6座，加上規劃建設的長江四橋和崇明到啟東的崇啟大橋，未來幾年內，江蘇的跨江大橋將增加到8座，長江南北兩岸的主要城市間基本上實現了大橋直通，由長江天塹自然分割的蘇南和蘇北在地理意義上的差別實際上已經深度“縫合”。如果把目光擴大到上海南翼的杭州灣跨海大橋，便會發現，以上海為核心的長三角變“平”了。

　　長江上越織越密的交通大動脈，如何引領江蘇乃至長三角走向深度融合？當交通徹底改變地理環境，我們該如何打破慣性思維，尋找到一條“先發優勢”和“后發優勢”同時并存的發展路徑？

　　當時間壓縮了空間，旅游業最先嘗到了甜頭。5月13日蘇通大橋試通車當天，鹽城上百輛私家車組成方陣，浩浩蕩蕩開過大橋，開進山清水秀的常熟城。常熟旅游部門的統計分析表明，大橋把長期以來可望而不可及的蘇北游客拉進了“家門”，這些游客在汶川大地震之后市場一片低迷的背景下，直接拉動了常熟旅游的增量，5月份常熟旅游業接待人數就比去年同期增長14萬人次。

　　“同城效應”是南通人在大橋通車后最興奮的感覺。記者在大橋北堍第一鎮通州市張芝山鎮采訪，這里的干部形容說，“大橋通車前后一小時，感覺都不一樣。”一名干部在大橋通車當天駕車從張芝山鎮出發，才半小時就進了上海地界，70分鐘開到五角場。

　　“同城效應”讓大橋北岸頓時忙碌起來。張芝山鎮緊靠大橋規劃了一個“蘇通大橋工業區”，管委會常務副主任丁如俊說：“原來個把月來一回客商，現在幾乎每天都有。”他的工作表上記錄著密密麻麻的日程安排，一周之內就有四批。

　　隨著時間距離的拉近，大橋兩端深度合作日益升溫。6月4日，滬蘇通三地僑聯負責人第一次坐到一起，開了一個合作交流年會，商定第二屆年會放在蘇州開。這個舉動表明，滬蘇通“小金三角”城市組團的協作意識已經萌芽。

　　“先發”“后發”競逐“優勢”

　　產業重構逼迫各地發展智慧升級

　　熱鬧的表象后，是區域產業重構的層層巨浪。隨著大橋的通車，越來越多的企業在加速內部經濟體的分拆、解構：研發或者銷售中心放在上海，生產基地則轉移到成本較低的周邊地區。

　　擁有1400萬名會員的上海攜程旅行網，在南通開發區投資建亞洲規模最大的呼叫中心，因為南通具有無可比擬的成本優勢。上海浦發銀行則把南通支行升格為分行，以應對大橋通車后南通以及蘇中、蘇北業務發展所需。

　　這種分拆，是長三角內部資源整合向深度和廣度拓展的一個縮影。華東師范大學長江流域發展研究院沈玉芳教授認為，因“大橋效應”刺激，一些原本受上海商務成本高企、土地供應稀缺等因素制約的資本和產業，會加速流向周邊城市；與此同時，產業鏈高端的核心環節以及資本、技術、人才等要素被上海、蘇州等強勢城市“虹吸”，上海的總部經濟特色將更加鮮明。南通的紡織巨頭羅萊家紡就在大橋通車后，把營銷總部轉移到上海，并建設研發中心。

　　“后發”如何才能變成“優勢”？“先發”如何保持“優勢”？這場必然到來的變局，對大橋兩端的城市而言，無疑是一場發展智慧的考量。

　　常熟經濟開發區管委會主任助理樊鋼坦言，大橋通車后，招商引資的競爭力陡然增加，大量客商在常熟考察結束后，下一站就去了南通。但在南通市發改委副主任戴澤輝看來，盡管大橋使南通“難通”的區位劣勢頓時改觀，但這種改變還不足以真正把“后發”變成“優勢”，政府部門還有大量工作要做。“好比互聯網，寬帶接到了家門口，內部的基礎性工作不匹配也是白搭。這方面蘇南長期形成的人才優勢、政府服務優勢、產業環境優勢都是我們追趕的目標。”

　　作為蘇通大橋的最直接得益者，南通的抱負并不僅是接受輻射、承接產業轉移，而是定位為一方面承接上海和蘇南的資金流、產業流，另一方面擔當長三角輻射蘇北乃至整個淮海地區的“橋頭堡”，成為長三角北拓的樞紐和節點。南通市委書記羅一民說，  上海是南通走向世界的“第一跳板”，南通則是上海北向拓展的“第一通道”。但如果沒有新理念、新招數，大橋反倒會讓物流、人流更快地穿橋而過，甚至會在某種程度上卷走本已落地的資本。

　　挑戰就是機遇。常熟市長王建康認為，這逼迫著蘇南重新審視自己的發展現狀，挖掘自身的優勢，加快產業提升。常熟明確提出，抓住大橋通車機遇，把服務業做大做強。前不久，常熟專門組織了40多個服務業項目到深圳招商，其中最多的是包括大橋道口物流在內的現代物流項目。

　　對于蘇北而言，這也是一次借力撐桿跳的歷史性機遇。通州張芝山鎮的傳統產業是鋼絲繩和家紡，大橋未通之前，不少客商看中了鋼絲繩和家紡業的既有集聚效應，甚至有地方組團想把剛規劃的大橋工業園包下來搞化工。當地政府頂住了這些低端產業的誘惑，如今，大橋工業園3平方公里核心區內，高新技術、機械電子、物流三大園區已經啟動。